三、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三、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

1929年刘志丹和曹力如分别担任了保安县民团的正副团长,成立了支部。后刘志丹因名望太大,难以立身,离开了。

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带了数十人投军阀苏雨生部,编为一个旅,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任张廷芝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随后陕北特委派张秀山、张东皎、王世泰、贺晋年等五六十人进入苏雨生部,并成立了党的军委。后来苏雨生在地方军阀混战中失败,刘志丹回保安,组织了一个营,谢子长、阎红彦也收编了土匪的一个营,在三道川和刘会合,组成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后部队中的土匪被收买叛乱,谢、刘等脱险,部队全垮。

1930年9月,刘志丹在保安组成了一支10余人的部队,打了几个胜仗,两三个月后发展到200余人枪,后又被高双成的一个营围剿,多次失利,退至宜君县子午岭山区。

1931年刘志丹受省委指示,再次率部投苏雨生,任补充团团长,趁机收集旧部,招募革命青年,未想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刘志丹被苏雨生假以开会为名诱捕,并决定判处死刑。幸被杨虎城的高参杜斌丞营救。为救刘志丹,全军放下武器、缴械后被编为徒手运输连。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后刘志丹又投陇东陈珪璋的暂编十三师,任十一旅旅长。此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不料陈珪璋十三师的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早与敌方苏雨生、张廷芝勾结,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部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将刘保堂旅缴械,高广仁押该二旅北窜至庆阳时被陈珪璋的蒋云台旅打散,陈珪璋部两个旅得救。而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刘志丹留下了张秀山、王世泰、李景儒、张尔凯、刘约三等潜伏,他和马锡五进入南梁。第四次治军失败,认识到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军队,靠军阀的队伍是不行的。

2.建立人民的、革命的红军队伍

1931年7月中旬,刘志丹、马锡五收编了赵连璧等三股民间武装,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至此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武装。

1930年山西省委刘天章据北方局的指示,调出冯玉祥军高桂滋部中的党员吴岱峰、拓克宽、杨仲远等人,又从太原兵工厂调出党员殷子安、安世人、马佩勋等十余人,陕北特委派出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人去晋西,计三十余人,长短枪二十五支,于1931年春夏之交,在汾阳楼底村成立了晋西游击队。8月初被山西省军阀疯狂围剿,最后决定转移到陕北。遣散了部分同志,仅剩30名党员,长短枪六十支,子弹万余发。9月2日从义牒过黄河,9月3日到高杰村,9月5日到安定,和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了头。不久陕北特委改其番号为——陕北游击队,很快发展到百余人。

10月4日陕北游击队接收了烟土客武装杨琪等百余人。

10月7日在安定南沟岔,陕北游击队又接收了烟商武装师储杰部百余人,向师部派了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等五名共产党员。全队此时有步骑兵300余人。

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南梁林镇会合。后来又陆续有在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高锦纯等一批共产党员回来,他们成了红26军的领导骨干。

1931年春,谢子长在中央特科学业结束,回到陕西省委。10月30日谢子长按省委的指示来到南梁,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部队党委。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任委员。组建2个支队:陕北游击队为一支队,谢子长为队长。南梁游击队为二支队,刘志丹为队长。

此时又和陈珪璋部达成协议,编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住庆阳新铺一带。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但陈珪璋吞并心切,在基层大搞拉拢收买活动,土客镖头中也有人动摇。队委当机立断,立即转移。消灭了阻挡他们的陈部两个连,到达合水柴桥村。

1932年2月初,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其他任职如下:政治处主任李杰夫,参谋处主任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文书室主任刘长汉。第一支队司令员师储杰,辖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副官赵子实。辖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唐青山。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还有渭北地区新参军的百数十名战士编为补充营。全军七百余人。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有刘志丹、阎红彦等。

之后,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塬。期间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省委指示部队到西安附近活动,刘志丹不同意,主张在陕甘边活动。此时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枪,刘志丹主张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改造好。但是,没通过部队主要领导成员讨论,没有请示省委,执法队就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和刘景范的枪。警卫队又打死了副大队长谷聚山和一名中队长。谢当即宣布解散刘志丹的二支队,开除了四十多名干部,四百多名战士,限令立即离队。此时,由烟商武装改编的师储杰极为恐惧,带领200多部下投敌了(投了杨虎城的部队)。一支七八百人的部队,转瞬间只剩下一百多人。刘志丹被软禁,第三天,省委巡视员来后才被释放。3月下旬刘志丹亲自到西安向省委作了申诉。当然,发生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还是党中央当时推行的是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省委也执行了这条路线——强令攻打大城市、不能正确对待从民间改编过来的部队……

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副总指挥刘志丹。高岗为第二大队政委。

2月14日在阳坡头伏击成功,毙敌160余,俘400余。4月20日奇袭旬邑,毙俘敌300余,缴枪400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打开的第一个县城。

由于省委“左倾”盲动主义的指挥,强令游击队南下渭北,并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5月上旬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6月23日韩城一战我军损失过半,到正宁麻子掌时仅剩200余人,由于北上、南下意见分歧,游击队几近分裂。此时阎红彦率五支队赶回,住在梁掌堡,建议召开党委会,会上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相机向两翼发展。依托桥山,创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在此困难时刻,谢子长(省委军事特派员)带了几名党员,与任敌军连长的地下党负责人高鹏飞联系,于1932年7月8日在西华池发动了起义,带回170余人枪,编为第三大队。时全军500余人。

但此时省委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7月23日派李艮任政委。此时敌人正积极准备进攻我正宁根据地,李艮不作反围剿的准备,而忙于分配土地,建立政权。8月13日才开始应敌,24日突围到马栏集结,仅剩200余人。省委仍认为游击队右倾。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游击队进入耀县照金。以后几战一胜多负,骑兵队想去照金三原等地筹集军需,无果。后阎红彦、杨仲远、刘约三、白雪山等人商讨去秦陇古道。在耀县北老爷岭截得鸦片380包,每包150两,部队急返,在合水归队,解决了经费。谢子长也在安塞县南真武洞大驿站中截得鸦片560包,买了34匹马。这些经费还分送了陕北特委、北方局,给省委两万元,还给坐牢的、养伤的一部分。

1932年8月1日,以三原武字区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渭北游击队,计百余人。1933年元月,又成立了新字区游击队,60多人。1932年冬,习仲勋到富平组织武装,成立了富平游击队。习仲勋任渭北游击队政委,所辖三原武字前区、武字后区、新字区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镇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2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后叛变),党委书记汪锋,计200余人,长短枪150支。1933年5月中旬进至旬邑、长武、宁县时敌驻军两个连来投诚,编入红二团,时已有500多人。

1933年5月29日,在杜衡的错误指令下,红二团南下,31日渡过渭河。此时人们已感到在敌重兵驻守的平原地区前程十分险恶,进退维艰。6月1日与敌警备一旅五次激战,跑步150里进入秦岭箭峪岭,突出重围进入洛南,后分散行动,刘志丹、王世泰等七八十人历尽艰险,先后归队。

红二团是经三年兵运,两年游击,五年多的时间里聚集起来的精华,500多颗革命种子,被杜衡一下子断送了,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实际上陕西省委当时已认识到南下的错误,派袁岳栋去阻止部队南下,但到三原后却和杜衡、赵伯平、刘映胜开起了会,批判杜衡的错误,一直开到深夜。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特别支部,阻止部队南下,但为时已晚,部队已过了渭河。这是个沉痛的教训,因开会耽误了救部队的大事。

1933年6月13日,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全团120余人,长短枪80余支。

7月21日,省委领导了杨虎城部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为总指挥,辖六个大队,1200余人(时耀县县委书记张仲良,副书记张邦英)。

义勇军旋即受到了杨虎城特务团、警卫团、各县民团的进攻。27日由耀县民团改编的第五大队叛变,战斗中一大队投敌,二大队溃散,三大队外出搞给养时反水,四大队、六大队在东开时全部失散。至此义勇军只剩下王泰吉、谈国帆及共产党员、革命士兵90余人。8月上旬退入照金根据地。

1933年8月14日,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有高岗(从省委来)、习仲勋(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工农政府副主席)、杨森、张秀山、张邦英等。会议决定坚持陕甘边革命斗争,保卫照金根据地,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领红四团及几个游击队,计有五百余人,包括陕北一支队的八十多人,长短枪400余支,之后打了数次胜仗。

1933年10月4日(中秋节),刘志丹、王世泰等脱险回来,10月5日十七路军一个营向照金进攻,并查明敌人总兵力为四个正规团、六个民团约六千余人。总指挥部决定紧急转向外线,并决定刘志丹任参谋长。到合水县后,决定打合水县城。18日3时开始攻城,柴正祥、王世泰登上云梯,云梯高度不够,柴将两把刺刀插入城墙,攀登而上,王世泰跟进,二人上城头后,放下一根绳子,接上了11人,上来的人又以同样方式将突击队员全部接上城头,消灭东门守敌一个排,打开城门,迎接主力进城,激战一小时结束战斗。午后撤到盘客原。此时照金根据地已失守,习仲勋、张秀山等亲临战斗。敌对边区首府薛家寨除炮轰外,还有四架飞机烂炸,在总部的接应下,习仲勋、张秀山等大部分人员安全撤离,我军转移到合水县包家寨。

3.包家寨会议刘志丹建议建立三个战略区 后方移至南梁

1933年11月3日,在包家寨举行了党政军联席会议,高岗作了报告,刘志丹发言,建议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编制。建议分三个战略区:陕北、陕甘边(以照金为中心)、渭北。将军事后方移至南梁。会议完全接受了刘志丹的建议。

1933年11月7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莲花寺宣告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师辖红三团(由义勇军大队、耀县游击第三支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连组成)共计500余人。包家寨会议改变了以照金作为战略后方,向渭北发展的错误方针。将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从此开始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时期。

1933年11月中旬,四十二师回到南梁地区,首先成立了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为主任,习仲勋、张策为红军特派员,参与领导,主要搞地方行政、武装建设。红军也向外线出击。

4.陕甘边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4年2月,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

1934年1月18日,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任政委,1934年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参战的部队八个团约万余人,当时我红军及游击队约1300余人。我红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折中部、西返南梁,转战千里,消灭了数股民团,最后在合水西华池大败敌王子义团,缴步枪600余支,驳壳枪50把,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生擒600余人。我军仅牺牲2人,这是陕甘边红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胜仗。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军也转回南梁。

5月初刘志丹率军南进,未料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又开始了。在南边部署了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东边有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西边有甘肃敌军近千人。红军穿插于敌军之间,经数场恶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开会作出决议,要求加快党的建设、红军建设、政权建设。在苏区巩固区进行土地分配。

9月19日在正宁湫头正式宣告成立四十二师红一团。计百余人。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至此根据地的南区形成了统一的战略区,各县游击队也有了主脊。

1934年10月10日在阎家洼正式宣布成立红二团,计180余人。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至此,根据地东区洛河川地区根据地也形成了。

10月20日黄龙山土匪在我党争取下,郭宝珊部在西华池宣布起义。11月10日在梨园堡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治部主任任浪花。为了打开庆阳北部地区的局面,集中了红三团、红二团、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先后打下元城、五蛟镇,并于11月28日全部消灭了整训的环县五个区的民团,俘获人枪200余,马百余匹。从此稳定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

至此,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东、南、西都有红军、有党、有政权的一个统一的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1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00余人,党政军领导惠子俊、习仲勋、刘志丹、蔡子伟、张秀山、张策、黄子文、杨森等出席。11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习仲勋为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为主席。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朱子清为总指挥。

5.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者领导者

刘志丹

刘志丹

刘志丹 名景桂,字子丹、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1903-1936),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初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奉命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

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迅速纠正了“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役,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

1936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五、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络绎不绝。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

谢子长(1897-1935)雕像

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1919年起先后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到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政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1927年2月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曾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

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1929年至1931年,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扩大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加强了第二、第三支队,第四、第五支队,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年7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8月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进行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他忍住剧痛,坚持指挥。

1935年2月5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的伤势不断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

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

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277字的碑文。

在谢子长逝世后十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谢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1945年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的题词是:“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都为谢子长墓题了词。

高岗

高岗(1905-1954)1905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幼时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1925年秋入榆林中学读书,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创办的。6月的一天,校长史可轩得知,敌人要对高岗等几名中共党员下手,立即通知他们离开西安。1927年夏回到横山,组织抗捐抗粮的农民运动,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领导抗捐抗粮,后调到延安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及主要领导者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到中央,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

习仲勋

1932年习仲勋发动兵变

习仲勋(1913-2002)祖籍河南省邓州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生于陕西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1月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

1933年3月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

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

1936年1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参加西征,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

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

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

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1978年3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12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9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张秀山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曾用名张绍武、张鸿毓。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曾任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是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0年到1932年被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宁夏骑兵第四师、甘肃新编第十三师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在甘肃靖远组织和领导甘肃警备第三旅武装起义,成立陕甘红军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秋去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受训。随后返回被派到第二十六军工作,先后任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1933年6月至8月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7月至8月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0月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34年4月任第二十六军骑兵团政治委员。1934年4月至6月、1935年1月至2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任中共红四十二师委员会书记。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至8月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同年夏至11月任庆阳游击队政治委员。参加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斗争。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年秋,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与领导发展扩大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因受“左”倾领导者错误处理,同刘志丹等被拘禁。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调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1936年3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至1937年2月任中国抗日独立第二师政治委员。1936年秋任军委后方办事处第三作战区政治委员。同年至1937年任红军独立第二师政治委员。1937年2月至7月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宁特区党委执行委员。

1996年8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杨森 原名杨宗凯。陕西乾州(今乾县)人。1926年入陕西省职业学校学习农林,参加过历时八个月的反刘镇华围攻西安城的斗争。1927年2月进入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杨根据中共组织指示,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举办的党务人员训练班,随后被委任为国民党蓝田县党部政治指导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秘密工作。1930年初,中共蓝田特支恢复成立,杨任特支干事会副书记。9月,与特支书记杨珊领导了蓝桥暴动,后同杨珊相继被国民党逮捕,拘押于西安军事裁判处,直到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越狱逃出虎口。1931年,又先后担任扶眉善后清查处稽查长和乾县西区民团副团总,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杨森来到陕甘边,参加了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1933年6月调渭北游击队。7月,渭北游击队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任团政委。同年10月,在攻打合水的战斗中,他奋不顾身,身负重伤,仍坚持在担架上指挥作战。11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杨任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书记;1934年1月担任四十二师政委。同年2月至5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事当局调集兵力对陕甘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九战九捷,取得反“围剿”斗争的重要胜利。5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委委员兼参谋长。此前,杨森已改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杨森被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接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9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与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改编为第七十八师,杨森仍任师长,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做出了贡献。

劳山战役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在西北苏区进行错误“肃反”。10月,杨森被关进监狱,直到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始获释出狱,被中央派到红军大学学习。在成立黄河游击师时,杨森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并于1936年2月参加了红军东征。不久,黄河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杨森任军参谋长。5月,在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王泰吉

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字仲祥,1921年考入省立三中。1924年5月经党组织选派到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党组织派往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在国民二军学兵连任排长。1926年春,又被党组织派到陕军甄寿珊部,先后任教导营学兵队长、营长、中共教导营(军队)支部委员。

1928年春,在麟游率部起义,起义失败后,到渭华地区参加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5月中旬,王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和军委主席刘志丹、总司令唐澍等领导部队投入已经爆发的渭华起义,与当地农民一起,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6月,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调三个师围攻起义军。在敌田金凯的骑兵师扑向高塘革命军司令部的危急时刻,王指挥不足百人的赤卫队,利用地形、群众等有利条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起义坚持月余,终因敌强我弱,最后失败。

王泰吉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只身到河南南召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当局觉察被捕,押往南京监狱。对他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经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杨虎城出面具保获释。不久被杨任命为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1931年,杨虎城调王泰吉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团长。1933年春,国民党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边苏区,由王任“剿共”总指挥,由三原移防耀县。他通过挚友何寓础寻找中共地下组织,让何向省委报告自己

准备率部起义的打算。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余海峰与王联系。

1933年7月21日(一说7月23日),王率领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收缴了当地民团和县警察局、县政府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全县。这时,王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骑兵团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共约2000余人,骡马数百匹,电台一部。起义军在耀县县城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宣读《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起义部队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在中共耀县县委的配合下,义勇军先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左善楚、朱瑞萱、左国鼎等。七天后,王率义勇军向三原进发,行至鲁桥镇附近,和前来“围剿”的孙友仁部遭遇,激战多时,因寡不敌众,加之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叛变,部队大部分被打散。王率百余人突出重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与李妙斋、习仲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1933年8月,渭北游击队(后编为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等也先后到达照金一带。为了统一指挥,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任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王率领部队长驱北进,直插甘肃省合水县城,消灭了鼾睡中的城防驻军一个连,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团团总以下300余人,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释放了在押犯人,红军威名大震,群众呼王为“神将”。10月29日,王率部转战到庆阳县毛家沟门休整,突遭敌赵文治团袭击。王临危不惧,带领数十名战士冲下山坡,顶住敌人,掩护刘志丹的总指挥部机关撤退。他指挥汇集起来的红军,利用有利地形杀得赵文治团溃不成军。此役毙敌数十人,俘虏百余名,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会议,决定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部队在合水县莲花寺进行整编后,进军南梁,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初,刘桂堂(黑七)率万余土匪武装“山东人民军”进至豫陕边境。为争取这支武装,王主动提出要去劝说刘黑七举义抗日。师党委同意并决定由刘志丹接任师长。王在农历正月初二化装进入白区,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相识、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拘捕。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王留诗感叹:“二十八岁空蹉跎,为谒故人入网罗;狐鸦结交吾有愧,悬睛待看事如何。”十天后他被押送到西安。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和中共地下党员曾多方营救,因事已见报,南京政府严令“处决”,加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严密监视,营救活动均未成功。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绝命词》。《绝命诗》云:“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同年3月3日,王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

汪锋(1910-1998)原名王钧治。陕西蓝田人。

汪锋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蓝田县学联主席、团委书记。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后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1931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1932年起,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代政治委员,中共汉中特委书记。1934年冬,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做敌军工作。1936年春,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193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1941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1945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兼鄂豫陕军区政治委员,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7年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乌鲁木齐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3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杨琪(1895-1936)字建亭,陕西省延川县北原村人。民国十四年(1925)参加国民军,民国十七年(1928)回家乡参加商贩武装。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率商贩武装和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投身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杨琪任大队长。同年二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杨琪任骑兵队副队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恢复红四十二师,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后方移至南梁。杨琪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身经数十战,歼敌数百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下旬,任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1935年1月,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率师连战连捷,使部队发展到千余人。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杨琪参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区两个苏区连成一片。1936年2月,杨琪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奉命率部东征。3月9日,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县岱王庙战斗中牺牲,时年41岁。

王世泰

王世泰1910年3月17日生于陕西洛川县土基黄连河村。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1931年9月随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班长王世泰被选为团长。1933年11月任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参加了开辟陕甘边及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6年至1942年10月先后任任中共安塞县委军事部部长、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兼中共三边地委书记。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娇”。1944年12月至1947年2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1945年4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第四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书记。率部参加关中、陇东、宜川瓦子街、黄龙山麓、西府、陇东、澄(城)合(阳)、荔北和1948年西北冬季攻势等战役。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军党委书记、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率部参加扶(风)眉(县)、陇东追击等战役。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任行政公署主任,同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至1952年12月。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1951年调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提前10个月建成天(水)兰(州)铁路并通车。1952年8月起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3月兼任甘肃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61年8月起担任甘肃省第二、第三届政协主席。“**”中受迫害。

1977年12月任甘肃省第四届政协主席。1979年12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14日10时57分在海口逝世。

刘景范

刘景范(1910-1990),又名刘**平,1910年9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镇篓子沟村。

在不同时期都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刘景范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民政厅长;解放战争期间,刘景范历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国家地质部部长。“**”期间因刘志丹冤案被牵连,受打击迫害。后平反,任民政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1990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

刘景范幼时受祖父刘士杰(清未拔贡)的启蒙教育,勤奋好学,12岁时丧母,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刘培基挑起全家八九口人生活的重担。劳动之余,认真阅读长兄刘志丹从外地带回来的一些革命书刊,了解社会的变化,向往革命。

1928年秋,渭华起义之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刘景范在其长兄刘志丹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次年随刘志丹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协助刘志丹在南梁地区组建游击队,同年冬天,任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1932年3月返乡开展农民运动,1934年2月任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率领游击队在保安、安边、延边、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团长,率部参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5年4月后,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和清剿土匪,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上旬,刘景范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王生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当即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动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与慰劳红军。九十月间,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陕北错误“肃反”,使刘景范和陕甘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被解救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5年12月,刘景范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

刘景范是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人之一。

阎红彦 出生在一户贫困人家。1924年为了生存,投奔军阀井岳秀所属的李象九连当兵。1925年4月,在陕北宜川县集义镇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陕西省委决定于1927年10月12日在清涧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以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第一枪。阎红彦在起义中的任务是捉拿反动县长张友之,他完成了任务。清涧起义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流亡山西绛州。后来又返回清涧组织游击队,并开展兵运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1931年春,阎红彦身负中共陕北特委的使命到山西,1931年夏,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孝义县西泉村正式成立。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从此,吕梁山区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1年夏末,山西各路反动军阀一致反共。中共山西省委指示晋西游击队转移到陕北。他们冲破封锁,于农历7月20日,在黄河东岸辛关附近乘皮筏渡河成功。

入陕后,陕北特委和当地党组织输送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队伍。

1931年10月20日,游击队在南梁林镇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1932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南梁北柴桥村成立,阎红彦任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和大队中共党委委员。不久,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长兼大队党委委员。

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攻打韩城的战斗中受阻,人员损失过半,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阎红彦及时建议刘志丹等领导,举行了梁掌堡会议,统一思想,避免了陕甘游击队的分裂。阎红彦担任游击队的总指挥。8月底,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中共陕西省委指责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阎红彦被撤销职务。

1934年,阎红彦入选中共河北省委成立的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7月,阎红彦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前,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后因红军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络中断,阎红彦受命护送电报密码回国。经过8个月的辗转奔波,终于抵达瓦窑堡,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久,着手组建黄河游击师,任司令员。后来该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就任军长。

1938年2月,阎红彦出色地完成了为东渡黄河抗日的红军筹集渡船的任务。3月中旬,红三十军强渡黄河,先后在中阳、石楼、大宁、永和四个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受命带领红三十军开赴三边,镇守中共中央驻地的北大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三团,阎红彦担任团长。

1945年4月,阎红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9月到晋冀豫解放区,先后任第三纵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定陶战役、豫北反攻和鲁西南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赵锡田、宋瑞珂、纵队司令孙殿英。

1948年5月,率主攻部队参加了解放郑州的战役。接着,三纵队在淮海战役,特别是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建立卓著的功绩。后第三纵队等部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阎红彦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2-1954年,阎红彦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8月,阎红彦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后又兼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还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在“四人帮”的威逼迫害下在云南含冤死亡,终年五十八岁。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吴岱峰

吴岱峰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正部长级离休干部。因病于2005年9月19日11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吴岱峰是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人,名镇东,字岱峰。1903年2月25日出生于瓦窑堡一富裕大家庭,1921年前往太原讲武堂学习,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革命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中队长、大队长、党总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驻郑州副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策划皖北和阜阳暴动,建立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晋西游击大队支部委员和副大队长;同年九月,与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随后改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陕甘游击总队,吴岱峰历任陕甘游击总队党委委员、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

1932年12月,陕西省委将陕甘游击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吴岱峰担任红二十六军连长。1933年10月,吴岱峰临危受命担任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率部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巩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1934年2月后,吴岱峰历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组建并担任陕甘边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红二十六军代理团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前身)副校长,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校长(政委韦国清),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红军北路军参谋长。1937年后任中共陕北西区委员会委员、八路军警备三旅政委(副旅长)、中共三边地委常委。1946年后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绥德警备区独立第一旅旅长兼党委书记、北线部队总指挥、榆林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1949年9月后,吴岱峰历任第十九兵团党委常委、陕北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1955年后,吴岱峰历任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1985年离职休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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