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的夜幕笼罩着紫禁城，一切景物看上去都是那样的朦胧。高大肃穆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衬下好像一道山岭，寒冷的北风掠过它的重檐间发出“呜呜”的鸣叫。在这宫殿后西北的一排低矮小屋里却灯火通明，军机大臣们正按西太后的旨意在紧张而又谨慎地忙碌着“国家大事”。

潘祖荫和翁同和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后的意思大致是，新君承续为咸丰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继同治帝而来。按此，在西暖阁会议结束约一个小时之后，一道“懿旨”和一道“遗诏”便匆匆拟定。然后，诸臣赶往养心殿。

“亥正(晚10时)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应之”。与此同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略，‘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与后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

在当时留下的文献中，关于小载活是怎样被抬入宫中均无详细记载。但已可以想见，当迎接载活的大队人马来到这所“潜龙邸”的大门，孚郡王高声宣读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时，跪伏在地，悲喜参半的醇王夫妇也许刚刚擦去脸上的泪水。

年方四岁的小载活在睡梦之中被叫醒，穿上“蟒袍补服”,打扮得整整齐齐。虽然此刻他还不明白眼前忙乱而又谦恭的一群陌生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人们都在围着他转，为他服务。

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国的皇帝、一统天下的“万岁爷”了。对于他的堂兄、原来的皇帝载淳，小载活虽然没见过，但却早就得到过其恩宠。现在，这位皇帝哥哥已“龙驭上宾”,把皇位留给了他。

小载活很不情愿，可无论怎样哭叫，还是被抱上暖轿。一路人马在寒风中直奔紫禁城而去。

两宫皇太后也是通宵未睡。当新皇帝接入养心殿后，人们揭开轿帘，小载活“舆中犹酣睡也”。他被弄醒后，“趋诣御榻(同治帝停尸处),稽颡号恸，瓣踊无算。扈从诸臣遵奉懿旨，请上即正尊位”。

就这样，载活成了清朝统治全中国的第八代第九位皇帝。同治时代已成过去。

次日，一道新皇帝即位诏书向全国通报了同治帝驾崩的噩耗和新皇帝继立的喜讯。这时，举朝亲贵权臣，无不忙于为同治帝治办丧事和为新皇帝登基大典作准备。而西太后则正

在加紧策划实现第二次“垂帘听政”。

西太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又从此开始。但是，这场政治游戏也只是刚刚拉开帷幕。

第四天，宣布以明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小载活因此而被称为“光绪皇帝”)。

第六天，公布潘祖荫、翁同和等所写的同治帝“遗诏”,其中说，朕(同治帝)非常欣赏两宫皇太后所选的这位新皇帝，因为小载活“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

光阴似箭新的一年到来了。小载活除了几次到观德殿同治帝灵牌前“行礼”外，也没有什么事，一切都在按西太后的时间表顺利进行。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是钦天监择定的上吉之日，天气果然“晴朗暄和”。

清宫太和殿前礼仪威严，新皇帝登基大典正在举行。在诸臣一片叩头和万岁的高呼声中，小载活登上了“金銮殿”的宝座。

但是，在诸王臣子的叩拜队伍中却没发现一个权势显赫的人，即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還。

西太后宣布载活为嗣君起的那一刻，这个举足轻重、经多见广的亲王竟至哭晕在地。对西太后的决定，奕還未置可否，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西太后手里“因揽权之一念，虽牺牲一切而不顾”的无冕女皇。

也许奕谓确实被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哪里会成为什么皇帝，不过就是西太后手中握着的一个任她揉捏的面团。且自己从此将再也无法参与中枢政务。这不仅因为儿子当皇帝，自己不能上殿面君，无法叩拜如仪；主要是出一言、建一策，一不小心便会被视为冒以“皇父”或“太上皇”的威势。

再说，自己既然是皇帝之父，但这之后，西太后倒成了儿子的新“额娘”。这种关系恐也很难处置，弄不好引起西太后的疑心，甚至会危及身家性命。他太了解这位妻姐了。

儿子被抬走了，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在既成事实面前，他只好明智地预为地步，赶快于次日上折表态，辞官不做。

九天后，两宫太后对奕還要求“量为体恤，拟将该王所管各项差使均予开除”,“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

但是，赏给“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奕還上折请太后将所示“优异”收回成命，未获允准。可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谁在强权之下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光绪帝入宫后就住在养心殿。他逐渐明白，自己已经是“万岁爷”,还是“皇帝”,又是“天子”什么的了。出入之时总有一些太监前呼后拥，但行动已不自由。想醇王府，想阿玛和额娘，可是高墙深院、宫殿重重，他身不由己。

每天小皇帝都由太监领着到两个新的“皇额娘”住的钟粹宫(东太后居处)和长春宫(西太后居处)请安叩拜，或是隔几日到观德殿在穆宗皇帝的“梓宫”前行三跪九叩礼。

意外的事情还是真的发生了，而且接连不断。然而，这些事并未使醇亲王有什么太多烦恼，反倒惹得西太后大为不悦。

西太后利用幼君，自己垂帘听政，独断专行，在王公亲贵及朝内诸臣中引起了不满的情绪，不过大家也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对此，醇亲王的心里是很清楚的，故立即表态，急流勇退。西太后也心知肚明，她可利用的惟有东太后和自己是刚刚死去的皇帝的亲娘这一身份。

在西太后看来，只能以此对臣下采取说服加强制与引导加威胁，以求稳住局面。尽管如此，诸臣中私议还是日见明显。

诸臣深知，西太后这种做法并非首创，只不过是历史上野心家的故伎重演。但如公开反对，必遭杀身之祸。于是，他们便利用忠于同治帝的旗号，力图以维护帝位承继传统的名义与西太后一争高低。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时为光绪帝登基典礼举行的前五天，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个奏折，对西太后立嗣之事提出了疑议。

不难看出，大臣们对西太后专断独裁的不满和挑战；尽管择立懿旨中说载活如将来“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但广安还是要求为同治帝立嗣必立“铁券”为凭据。表明了对西太后是否能真为同治帝立嗣的怀疑。

这一怀疑的根本之处，还在于即使将来真为同治帝立嗣，此嗣子究竟只是皇子，还是以嗣皇子身份承继皇位。此建议旨在保证接承光绪的一脉相传。此外，这个挑战信号似乎还有弦外之音。

西太后与同治帝的母子关系一向糟糕，已广为人知，西太后待同治帝一向严厉。因此，导致同治帝与东太后关系相当融洽。

另外，同治帝杀西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在同治帝大婚时，西太后一直不满意同治帝选择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帝亲政后，西太后仍暗持权柄，多所干预引起的不快等，母子关系几乎发展到相仇的程度。在立嗣问题上的含糊其词，有没有西太后对同治帝不满的感情色彩掺入?臣下的疑问是不是正因此而发?无论如何，广安此奏，确实使西太后大为恼火。两天后，一道懿旨发下：

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

此事件表面上来看，算是暂时被西太后压服下去了。

二月二十日(3月27日),光绪帝帝即位一个月，同治帝皇后，年仅二十一岁的阿鲁特氏突然香消玉殒，死于储秀宫。

皇后阿鲁特氏，是蒙古正蓝旗人。其父崇绮出状元，官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十二年九月(1872年10月),同治帝大婚，他属意于阿鲁特氏。

东太后也因阿鲁特氏“淑静端慧”、“容德甚茂”、“动必以礼”而赞成这一选择。然而西太后却看中了侍郎凤秀的女儿，再三示意同治帝尊重她的看法。结果同治帝按己意选择了阿鲁特氏为后，封凤秀之女为慧妃。这使西太后心中很不高兴，并很快将这一恼恨转移到刚刚入宫的新皇后身上。她常常告诫同治帝：慧妃“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而皇后则“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

当皇后向这个皇太后婆婆请安时，每每横遭白眼和冷淡。所以为示抗议，同治帝常独宿养心殿。

因此，同治帝可算是皇后的唯一希望和安慰。现在皇帝撒手归西，可以说是对处境本已相当艰难的皇后的致命打击。

而西太后又不为同治帝立嗣，更将皇后置于难堪的境地。她不过得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

着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在深宫冷寂中默默无闻地悒郁终生。她受不了这种双重打击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前途，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思来想去，唯有一死。

据说，阿鲁特氏曾“以片纸请命于父崇绮，父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

又说她“以孝钦(西太后)不为穆宗立后，以寡嫂居宫中，滋不适，乃仰药殉焉”

又说：“上崩，后即服金屑欲自杀以殉，救之而解，然自大丧后即寝疫，屡闻危殆，竟以弗疗从先帝于地下”。

皇后之死，朝野震惊。其为何而死，因宫闱禁严无从确知，但从皇后的处境，已可略知大概。因此，时人不免多所猜疑和怨谤。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御史潘郭俨还借口岁旱上言，公然声称：“后(当时称孝哲毅皇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殒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

请求表彰阿鲁特氏的“潜德”,更定谥号，以此发泄对西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的不满。

对此西太后当然毫不客气，传出懿旨：“该御史逞其臆见，率行奏请，已属糊涂，并敢以传闻无据之辞登请奏牍，尤为亡谬。潘郭俨交部严加议处”。

广安被申饬，潘郭俨被议处，可余者之心岂能臣服。五年以后，吏部主事吴可读竟甘愿一死，再议为同治帝立嗣，马上引起朝野震动。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同治年间任御史。

吴可读在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在肃州杀百姓冒功。左宗棠逮捕了成禄，并上书朝廷，请求处分成禄。经刑部议罪为斩立决，恭候钦定。

吴可读义愤填膺，马上上疏历数成禄十条罪状，奏请将成禄立正典刑以谢甘肃百姓。

因其耿直激昂、言辞激烈，触怒了西太后，以“刺听朝政”为名将其革职。

光绪帝即位后，大赦天下，起用曾被罢斥官员，于是重被召来京师，任为吏部主事。

吴可读虽官场受挫，可刚直之性不改。当时吴可读不满西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更怀疑西太后含混其词，压制异议，别有用心。

然而广安之奏已成废纸，潘敦俨议处罢官，再谏其后果可想而知。他早在光绪帝登极之前就“拟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可五年来，言者先后获罪，不言又如骨鲠在喉，思来想去，唯有拼得一死，决然以极端的“尸谏”抨击西太后。

光绪五年闰三月(1879年4月),同治帝和皇后于惠陵安葬，吴可读“请随赴惠陵襄礼。还次蓟州马伸桥三义庙”,怀遗疏服毒自尽。

在这篇长达三千余字的奏疏中，公然指责西太后，既不为同治帝立嗣；又新皇帝承位是奉“两宫太后”之命，而非同治帝之意；再“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实属“一误再误”。指出：懿旨内“承继为嗣”一语，即所谓“大统之仍旧继子，自不待言”,其实是未必(“罪臣窃以为未然”)!继统之争，史有明鉴。

西太后虽恼怒万分，也不得不小心对待。西太后清楚与其与死人一争高低，无如示活人以己为事“宽容”,于是将“遗疏”下发廷臣拟议。

经徐桐、翁同和、潘祖荫、宝廷、黄体芳、张之洞、李瑞菜、礼亲王世铎等一番讨论，不敢让西太后过分难堪。

于是，以自雍正皇帝起，清朝就不再事先公开择定皇位继承者为依据，解释原来只说光绪帝生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不说承统，符合祖制家法。

西太后就顺水推舟，声言自己正是这个意思。最后命将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所有有关折奏另录一份，存毓庆宫。她假惺惺地声言：“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西太后依然我行我素。

然而，虽然此后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再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皇位皇统问题，然就清廷最高权力的归属而言，斗争也只是暂时的平息而已。一则，朝臣虽有阿附于西太后的权势而希求荣显富贵者，然而毕竟不直西太后**威者也大有人在，反对其专擅乱权者未必尽皆俯首听命；次则西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玩弄小皇帝载活于股掌之上，再演同治朝政治格局，以为得计，然随着小皇帝的长大，势必再次形成帝、后权力的矛盾对立。

因此，这场持续五年多的帝位归属之争虽告结束，然其余波仍在暗中推演，为后来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逐渐分离出帝、后派系埋下了伏线。

其时皇帝载活对这些与己有关的争执一无所知，知道他也无法理解。人们并不是对这个小皇帝有所非议。但对西太后的攻击，却不能不把醇亲王及其家庭的将来会不会转移皇统当做话柄。这已使奕還吓了几身冷汗，不过奕還也只好更加机警、谨慎罢了。

自从奕還上疏自请辞职被允准后，已处于“顾问”地位。谁知即使如此，潘敦俨上疏请为皇后改谥又把他捎带上了，请其“开除亲王差使”,以为“防微杜渐”之议，被西太后斥为“持论致多失当”。吴可读在遗疏中也把他折腾一番，说醇亲王在新皇帝继立时所上辞职一奏，“令人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意即，按理醇亲王将来肯定不会干出转移皇统之事。

其实奕還怕的就是人们起这样的疑心，特别怕西太后做如此猜忌。以潘、吴二人本意，不在醇王而在西太后的变乱祖制，然而却不能不陷奕還进退维谷的窘境。正因为有此一番折腾，有此一怕，所以心力交瘁的醇亲王，此后遇事更是小心翼翼了。

奕還知道，儿子入宫为帝，尽被西太后之掌握已成事实。自己的行为不管怎样要符合西太后的意愿。既不能消极退缩，示之以不知“栽培”的“高厚之恩”,或被疑为有不情愿之意；更不能兴奋张扬，不知自忌，引起朝臣或恭亲王等，特别是西太后的猜疑。否则，难以立足于朝事中，甚或会导致人亡家破的危险。如果说醇亲王本已处于清廷混浊流急的政治漩涡之中，由于载活被扶立为皇帝，就使他更处于漩涡的中心，他感到稍有不慎就有被吞噬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