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祺瑞在就职宣言中有“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之句。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一片哗然。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继续承认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这些侵略者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

这时,西方帝国主义正因它们的工具直系失势,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南方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得势而忧心忡忡,见到段祺瑞的宣言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段祺瑞上台当天,外交团就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日本人更是喜不自禁,除在东京举行庆祝外,驻中国公使劳泽,还率各国公使分别前往执政祝贺;并秘密接洽以烟酒税为担保,另订借款合同……1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国公使,接受各自政府指令,召开公使会议,公推荷兰公使到中国外交部面交照会,表示(1)愿意协助临时政府解决各项困难;()各国政府对于临时政府尊重既成条约一事,表示欣慰;()各国政府愿意在近期内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的各项条款。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条约,对各国的“友好”态度引为欣慰。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几年前的卖国贼虽经改头换面,乔装改扮,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不过,过去是日本的,现在成了日本与西方的共同工具。中国人被愚弄,被欺骗了,顿感大失所望,段祺瑞到北京后,一日生活跟过去一样绝少改变。只是多了一项内容:起床后在小楼上念经,然后用餐,去执政府上班。午休后照样下棋,作诗,晚饭后打牌消遣。

这次回京,不知出于“来日无多”的心情,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段祺瑞上班时,从公馆到执政府的路上,总要提前净街,沿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站得满满的。待段执政的车队通过后,岗哨才撤销,恢复正常交通。这点威风是过去所没有的。

这天上午,段祺瑞刚刚坐在高靠背皮面转椅上,秘书长梁鸿志就走进来。梁跟徐树铮一样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人们背后称他“徐树铮第二”。

他说:“芝老,孙中山本月4号到达天津,您看派谁去迎接?”

“噢,他到底来了……”段祺瑞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边装烟斗,一边陷入沉思。

他不欢迎孙中山,只因中山先生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他的大政方针深受民众拥护,他才不敢慢待。自从中山先生宣布北上之日起,他就施阴谋,耍手腕,唱反调。

梁鸿志补充说:“11月1日他从广州出发,17日到达上海,1日乘船东渡取道日本,预计本月4日到达天津。孙中山所到之处受到工人、学生、商人、社会贤达的热烈欢迎。他到处发表演讲,谈话,接见各界代表,宣传革命主张,给激进分子以很大鼓舞,他们要求改造政局,实行民主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真是个极端危险人物……”

“是啊,”段祺瑞长出一口气,“我担心者正在于此。外国人对他的态度如何。”

“反对。”梁说,“他到上海后,《字西林报》曾公然发表“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法租界不允许他进行政治活动;在东京遭日本当局冷遇……”

“哼,”段祺瑞幸灾乐祸地冷笑道,“瞎逞能!得罪了外国人有他好看的。你告诉许世英,要他代我去天津迎接。态度要诚恳,礼仪要周到,外表要做到可挑剔。放心,我能对付他。”

194年,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1月,中山先生在共产党人的参与下,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大为改观。由于冯玉祥的倒戈和反直大同盟的建立,加速了直系的倒台……中山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段、张、冯之邀,为改造时局,共商统一建设大计,启程北上的。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

天津人民听到中山先生到来,奔走相告,群情振奋,像过节一般。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和直隶省党部负责人江浩等,以国民党省部名义四出联络,筹备欢迎的盛大活动。

北洋官方也对孙先生的欢迎接待工作做了充分筹备。

张作霖的代表总参议杨宇霆,冯玉祥的代表参谋长熊斌,段祺瑞的代表参议许世英和交长叶恭绰等,先期来津进行筹备;直隶省长杨以德抽出可靠亲兵,充作孙先生临时卫士……1月4上午,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天津50多群众团体,万多人到码头欢迎。标语牌上写着:“孙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军乐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

上午10时左右,“北岭丸”徐徐驶抵码头,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等人陪同下,缓缓走出舱门。这时,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群众情绪达到高潮。中山先生面容憔悴,消瘦,但精神尚好,不时向群众挥帽致意。并与许绍英、杨宇霆、熊斌等握手言欢,合影留念。

上岸后,孙先生等登上汽车,缓缓行驶。在所经过之法租界梨栈大街,日租界旭街到宫岛街张园(今鞍山道67号)的途中,数万名商人、学生、市民自发地站立两侧夹道欢迎,欢呼雀跃,盛况空前。

当日下午,中山先生决定驱车赴河北蔡家花园,拜访正在天津的张作霖。李烈钧说:“昔日刘邦会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攀哙保驾,得以平安归来。今总理会晤张作霖,亦当带得力人手相助。”

中山先生笑眯眯地说:“对,那就请你们四位代劳吧。”

当即指定孙科、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和一名副官相随。

中山先生等分乘三辆汽车驶抵蔡家花园。见大门内外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机,怀抱鬼头大刀,戒备十分森严。充斥着帮会的匪气,与一个封疆大吏格格不入。

知道中山先生到来,张作霖仅派儿子张学良出门迎迓。少帅将客人接到客厅,献上茶点,许久,张作霖才从内室翩然而出,进客厅后毫不谦让就一屁股坐上座,表现出缺乏教养的颟顸愚蠢。一个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人,只能装腔作势来装点门面,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相形之下,中山先生表现得宽怀大度,温文尔雅。先生首先打破僵局,和颜悦色道:“今日抵津,承派军警迎接,盛情可感,特来申谢。”

张作霖慢吞吞掏出鼻烟壶,将一点粉末倒在手心里,揉进鼻子,接着“啊——嚏,啊——嚏”打起喷嚏来。沉吟片刻,先生又说:“此次直奉交战,仰赖贵军之力,一举击败吴军,实可为奉军而贺。”

张作霖抹把鼻涕,故作高深地说:“唉,算了,自家人打自家人,何以为贺?”

李烈钧插嘴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之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之贺,实有价值,亦唯雨公能当之。”

几句奉承话,说得张作霖心里美滋滋,脸上有了笑容。中山先生说:“协和(李烈钧)所言甚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者,唯亭兄一人耳。”

张作霖说:“谢谢中山先生,而今时局维艰,先生你看合肥能当重任吗?”

中山先生说:“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合肥办理。”

“先生预定在北京滞留多久?”“约二星期。”“此后可有外洋游历计划?”“本人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先生请!”张作霖举起茶杯说。

孙中山知道这是下逐客令。于是,他说:“谢谢,告辞了。”“恕不远送。”

二人握手道别。中山先生等对张作霖的浅薄无知有了进一步了解。

先生回到张园,顿觉肝区疼痛。经法国医生诊治,为旅途劳顿,食物不化,以致胃疾,肝脏因之肿大,须静养数日……1月18日,先生在病榻上接见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叶恭绰。当他们报告执政府“外崇国信”时,中山先生极为愤慨,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却提出尊重这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还来欢迎我!”

&... -->>许、叶二人毕恭毕敬,垂首而立。许久,许世英才唯诺诺地说:“总理请息怒……合肥也是没办法……不敢过激,以免引起列强干涉……”

“我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否则我就不革命了!”

许世英又把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拿出来请中山先生看。中山先生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以军阀,政客为主所构成,并非以人民团体为主体……段祺瑞听到上述情况报告后,知道改变孙中山的态度已不可能,只有采取虚以委蛇,我行我素的两面派手段……六七一代巨星殒落漫天皆白,银装素裹,空气寒冷而澄澈。

一切斑驳陆离,一切支离破碎,一切陈污堆垢,都让位给白色,都被圣洁的白色掩盖起来。

段祺瑞虽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先后派出许世英、段宏业、张树元三批代表赴津迎迓,表示“能容纳先生意见”;又多次函电往还,问候起居。但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表面敷衍,骨子里既不愿意中山入京,更不愿意他参政议政。

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主张,对付军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付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北上途中,反复向新闻界,国民党人陈述上述观点。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段祺瑞对中山先生的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第一,他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不管从功能到目的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山先生企图用国民会议推行三民主义政体;而段祺瑞则用善后会议巩固北洋政体和个人权位。第二,在会议参加者上,孙、段也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以民众团体、人民代表为会议主要构成人员;而段祺瑞则以官僚政客,军事最高首脑,各省区军民长官等为主体。第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两人设想更不一致。中山先生所坚持的是在中国实行他制定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段祺瑞虽未提出过完整、具体的纲领和主义,但他所建立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山先生要打倒的,正是这一群祸国殃民的败类。第四,中山先生一再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则在《就职宣言》中公然提出“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面对这一切,中山先生既失望又恼怒,病情愈加沉重。一方面北京人士切盼先生入京;一方面先生救国救民心切。于是,不顾人们劝阻,于1月1日决定抱病入京。

这天上午,前门车站热闹空前,黑压压站满欢迎学生、市民、政府官员、社会贤达、人民团体多达10来万人。他们手执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等待。大字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这样场面对北京人并不陌生,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来车站迎接大人物,但像今天这样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欢迎还是第一次。

鹿钟麟见今天的欢迎者比预料的多得多,生怕发生意外。于是,赶忙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当先生的专列到达永定门站,鹿急步登车到先生车厢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位躺在卧铺上肤色苍白,满脸憔悴的重病患者。随从人员站在先生四周,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当鹿钟麟郑重地给先生敬礼,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先生知道他是冯玉祥的募僚又是他的代表,于是,挣扎着坐起来,与他亲切握手、问候。鹿说:“请允许卑职转达冯玉祥将军对先生的问候和敬意!”中山先生说:“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敬意!”

“他一再拜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照先生的教诲身体力行。”

“我为他的勇气和胆识高兴。”

“冯将军现在张家口,他为不便前来聆教而苦恼。他命卑职转告先生,国民军愿听命先生全权指挥。”“谢谢。”

“先生,前门车站欢迎民众甚多,不下十几万人。为先生安全起见,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

“不,你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这样做。我是为民众而来,民众是为我而等待,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就在前门车站下车。”

鹿钟麟深为伟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眼睛禁湿润了。他说:“好吧,卑职去安排。”说罢,敬礼而去。

上午11时许,先生的专列徐徐停在前门车站。群众秩序井然,只有手中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先生在随从人员搀扶下走出车厢,只见先生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夫人宋庆龄身着灰色翻皮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群众振臂欢呼,欢喜雀跃,不时高呼“欢迎中山先生”,“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先生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这一振,不时挥手致意,笑容可掬。广大民众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中山先生一行通过。既没有人拥挤,更没有人非礼。

出站后,先生等分乘几辆汽车,驶向北京饭店下榻。沿途成千上万群众,自动脱帽在街道两旁,或挥动小旗、或挥舞着帽子向伟人致意。有的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中山先生在车内频频挥手,含笑作答。场面真诚感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听说孙中山到来,特派来名俄籍警卫充当保镖,以示友好。其时中外记者几十人拥到北京饭店,要求对先生采访。汪精卫代表先生会见记者。并分发书面谈话。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不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1年1月1日。孙文。〔〕当梁鸣志、段宏业向段祺瑞报告了中山先生抱病入京,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时,段祺瑞既惶恐又妒忌,他摔掉烟斗,精神浮躁,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几十万人?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真的。”段宏业证实道,“恐怕比这要多,都是自发的。”

“啊”,段祺瑞对天长叹,“太可怕了……”段祺瑞咬牙切齿,面肌痉挛,急遽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不过,”梁鸿志说,“他病很沉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段祺瑞似乎没听清,没听懂,忡怔地瞪了他片刻,回到座位上,说:“听着,195年元旦到了,你们代我去为他贺年,并约定宴请日期,为他接风洗尘。你们可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记住,执礼要恭,态度要诚,多听他的意见,不可有丝毫慢待。”

作为回谢,次日,汪精卫拜会了段祺瑞。

段祺瑞十分重视这次会见,认为是抬高自己,改善形象的大好时机。他满脸堆笑,降阶而迎,握着汪精卫的手,热情寒暄。汪说:“中山先生此次北上,承蒙执政多方关照,先生对执政深表谢意。”

“哪里哪里,略表寸心,不足挂齿。先生德高望韶,能为先生效劳,是祺瑞幸事。”

“先生本想早日就商于执政,无奈病体未愈,暂难遂愿。”

“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我请先生出席,至于先生所提各款,都好商量。”

“好的,我转告先生,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中山的病日渐沉重,经多名外国医生诊断,均诊为肝病,但肝病性质尚难确定。翌日,协和医院医生和外国医生多人,进一步会诊,建议手术治疗。随行人等难以接受手术方案,遂改为针药治疗。

段祺瑞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不顾先生病体,一再邀请先生出席善后会议。先生不惜委曲求全,于1月17日在病榻上口授信函,在会议名称、程序上作了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但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的表示:必须加入人民团体,由人民议决大政方针,摆脱军阀政客的垄断,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先生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政治披肝沥胆,义正词严,看后令人动情。

然而,段祺瑞看到信后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对许世英说:“不理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先生的病日重一日。不得已住进协和医院,又延请著名中医,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但均告无效。政府官员、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名流俊彦乃至市民,都关心先生健康,要求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源源飞来。对此,段祺瑞心神不安,又恨又怕。(未完待续) 展开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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